四川音乐学院“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综述（十三）： 贝多芬的“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位圣乐作曲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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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14:00，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第十三场讲座在成都城市音乐厅进行。主讲人为香港大学Mr and Mrs Hung Hing-Ying艺术教授与音乐首席教授蔡宽量（Daniel K. L. Chua）。本场讲座的题目是《贝多芬的“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位圣乐作曲家吗？》，主持人和翻译均为音乐学系何弦博士。 讲座伊始，蔡教授就通过一个悖论引出了此场讲座的主要内容：与圣乐有关，但却聚焦于一位非圣乐作曲家——贝多芬。蔡教授认为：“贝多芬通过重新定义圣乐，将自己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这其实是贝多芬的无心之举。”在蔡教授看来，该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神话( myths)”，并以“半真半假”的姿态存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检视该“神话”的运作方式，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蔡教授首先探究了该“神话”形成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简化前提假设（Premise）。蔡教授认为，学界对于“圣乐”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基于一个被简化的前提假设。在这个假设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即非功能性和功能性音乐之间的对立。学者们将“圣乐”的属性简化为功能性（专为宫廷和教堂而作）。曾经专门用于宗教仪式的圣乐，现在却被视为功能性音乐，且与世俗的进行曲和舞曲混为一谈。 第二步，纳入意识形态（Ideology）。基于“将圣乐简化为功能性音乐”这一前提假设，这些秉持“神话”观念的人们，又在其中纳入了意识形态，即赋予了“非功能性音乐”一个正面肯定的概念，且将该术语等同为“自由（freedom）”。与之相反，“功能性音乐便被默认为等同于其负面否定的形象——奴役（servitude）。”在音乐史中，贝多芬曾将音乐从王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其不再被教会或宫廷制定的法则所束缚。正如路德维希·蒂克、康德等人的观点，“音乐”遵循其法则被创作，不受任何“他律性”因素的制约。由此，圣乐被烙印上罪名，人们认为如果时代想要进步，就必须突破圣乐带来的压抑和限制。 第三步，为其加上叙事。在简化前提假设和纳入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第三步关乎各种叙事的融入（如下三点所示），从而使推测演变成具体的历史。对于这一点，蔡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种可供选择的叙事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其一，关于“启蒙”的哲学叙事。启蒙思想是使人性从固步自封中解放出来，获得思考，强调理性自由。如果要使音乐进入启蒙状态，那便是要使其能自律地参与到人类的公共领域之中，从王权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显然，“圣乐”常被人们视为是非理性和私人化的，并非共享公共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它不具有普适的正当性。 其二，提高文化经济的叙事，在这里特指经济上的自由。在这套经济体系之中：音乐最高的价值是由自由市场来衡量的，文化价值与其通货价值成反比。自由，意味着作曲家不被“奴役”，在艺术上具有自律性，其音乐不具有“功能性”。但也意味着，作曲家的作品是无用、没有市场价值的，因此他们会失业，最终导致他们的悲惨结局。蔡教授指出，这种逻辑看似奇怪，但有其确定性。这导致圣乐几乎丧失其文化价值，并被视为教会雇佣的产物，以及一种功能性的商品，无法追求其作品概念的崇高地位，且属于文化的下层阶级。曾经对上帝的奉献，现在成了过时的通货。 其三，革命的政治叙事。蔡教授认为贝多芬实现的是音乐上的“革命”。从《第三交响曲》表现的思想和内容来看，这部作品在美学领域中实现了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领域中没能实现的目标——自由（freedom）。 蔡教授提到，他所列举的以上三种叙事方式，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彼此结合，都可以将“圣乐”置于无关紧要的古旧价值观体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由、进步和人性的“敌人”。基于上述的推断过程，圣乐的地位从最高的“善”，颠倒变成了不可靠近的“恶”，呈现出贝多芬与圣乐之间的竞争关系。 以上便是“神话”的形成过程，即为何人们会认为：贝多芬不是一位“圣乐”作曲家。且从三个意义上来说，该论点都是真实的。首先，这个“神话”决定了人们思考圣乐的方式，也因此决定了人们在过去200年间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形式。其次，该“神话”属于一个更宏大的叙事体系中的一部分（有关于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叙事），即使推翻“贝多芬神话”也推翻不了这个“元叙事”。最后，在这个“神话”中，在其根基足够真实的语境中，要分清孰真孰假将变得更为艰难。如何破除这一“神话”，是蔡教授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即三个“逆向策略”。 第一步，打破神话的稳定性。即要找到该“神话”中的矛盾之处。蔡教授分析道，这个“神话”之所能以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贝多芬是一位受启蒙运用影响的“人文主义者”，并有着对自由和进步的革命愿景。蔡教授认为，当我们论及贝多芬是否有政治或宗教倾向时，便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且不一致的。从政治上来看，贝多芬的音乐在过去200年间已经沾染了政治光谱上的种种色彩。而在宗教这一领域的情况也很类似，甚至更加令人困惑。从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实际上具有众多宗教背景，甚至还包括了儒家倾向。因此，从宗教性、政治性来看，“神话”的稳定根基便被打破了。 第二步：检验这一“神话”。我们需要检验它所声称的内容是否具有说服力。而在这个“神话”中最重要的击破点（也是最大的矛盾之处）是：贝多芬与圣乐的交汇点，即是贝多芬写过的圣乐作品，比如《橄榄山上的基督》、《C大调弥撒》、以及《庄严弥撒》。 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却已经与“神话”之间产生了矛盾。如果想要让这一神话成立，意味着要将上述几部作品从经典中剔除。那么用以检验的标准可以是：剔除这些圣乐作品。为检验一做法是否具有说服力，蔡教授进行了如下推论： 关于贝多芬的《橄榄山上的基督》和《C大调弥撒》，要将其从经典作品中剔除会显得相对容易。因为前者是一部“匆忙写就的作品”，而后者则是为特定场合创作的“应景之作”。这些作品都可以用“世俗”这块遮羞布加以掩饰。但蔡教授认为，这块布却遮不住《庄严弥撒》这部作品。因为贝多芬曾声称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是其在音乐上的“巨著”，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贬损为一部“应景之作”，这便是该“神话”的崩塌之处。 从肖弗勒的“外部标准（outer standard）”来看，该作品虽然是为鲁道夫大公荣升这一特定场合而作，但他并不是促使贝多芬最好作品诞生的动机。所以它是次等的功能性音乐，也就由此说明他不是贝多芬最好的作品。而从“内部标准（inner standard）”来看，贝多芬渴望用《庄严弥撒》向听众长久地“灌输宗教情感”，导致该作品中的一半内容都因其宗教因素而被贬斥为一种失败。除此之外，肖弗勒认为，只有纯音乐作品是自由的，显然，《庄严弥撒》并不能归属于其中。但肖弗勒却认为，贝多芬尽管没有从字面意义上解放弥撒，但他还是从精神意义上解放了它。贝多芬“将弥撒从教会惯例本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器乐作品一样，《庄严弥撒》不是为教堂而作的，它是人性的证明。在不那么华丽的辞藻中，它是一部具有普世性的、关于独立自律的人文主义的弥撒。” 特奥多·阿多诺认为应该以纯音乐的观点来判断这部弥撒，即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是为了他律性而放弃了自律性；这部弥撒无法被辨认为是贝多芬的音乐。阿多诺认为，贝多芬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清除了他自己（Eliminated himself）”。这位让音乐自由了的人，故意让他自己变得不自由。《庄严弥撒》是一部具有普适性的、关于自我毁灭的人文主义弥撒。所以，在阿多诺的观念中，“解放的贝多芬”和《庄严弥撒》之间是难以调和的。 为了解决这一状况，蔡教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三步：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好让贝多芬这个解放了音乐的人，不带任何矛盾地写出《庄严弥撒》。在18世纪的日耳曼公国中，启蒙运动的典范是：开明君主专制，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便是为这位稍微开明的专制君主所作的。德语中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宗教性的启蒙运动，从定义上来说，它们当然不可能反教会、反君主。在这样的语境之中，这种从教会和王权中被解放出来的音乐叙事，便再也说不通了。贝多芬“神话”的意识形态基础开始崩塌，从这一点来看，《庄严弥撒》不再是反常之物。 接下来，蔡教授在以上三个步骤的基础上，加入了第四个步骤：给贝多芬重新贴标签（re-label Beethoven）。这也是学界学者们近年来所从事的研究。但这一系列的研究，却让贝多芬变成了“俯首称臣（prostration）”的人，在皇家统治面前卑躬屈膝。如果在政治混合物中再加入宗教，那么贝多芬那关于自由的“神话”就可以被否定掉了。因此，这一步骤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所以，蔡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初，再次讨论这个“神话”。他认为，与其否定这个神话，不如提出两个问题：贝多芬将音乐从什么之中解放了出来？他让音乐自由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蔡教授用创制（poiesis）的概念予以回应。他认为贝多芬破除了18世纪音乐符号的分类，“让音乐自由”这一说法不再是指作曲，而是为其赋予诗意（poeticize）。简单来说，贝多芬是将音乐从具体实在的标签中解放出来，以揭示出更高的真理。所以，不应为音乐中的语言贴上标签，否则便会使音乐遭到破坏，导致它诗意的内容不再自由。 最后，蔡教授总结道，如果贝多芬的音乐是在尝试着揭开面纱，那么它所揭示的便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凡人不应该看到的真理。 讲座结束，音乐学系何弦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并对前来参加此次学术周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了感谢。 指导教师：王娜娜 审 稿：杨晓琴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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